现代保险服务业与经济社会发展有什么关系

⑦《刘焉传》注引《典略》又记： 熹平中，妖贼大起，三辅有骆曜。

［2］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认为，孔疏不仅墨守专门，唯王弼注是从，而且至于诠释文句，多用空言，亦非考证之疏矣。［3］ 刚柔之理来于阴阳物象的性质，阴阳往来升降决定了卦象的形成。

孔疏则大量吸取汉易象数学，旨在说明卦象是不可缺少的，所论象数的作用也已超出了王学家法从哲学史上看，孔疏综合诸派而有创新，继承先贤而有发展，通过对《周易》义理的阐发，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，为魏晋玄学向宋明理学转化作了准备。孔疏诠《易》之义理，一方面借鉴了汉易中的阴阳二气说，另一方面本之于王弼派的玄学易学观。一卦多象，究竟取何象更为合适，孔疏认为可以义理化裁。从其对《说卦》幽赞于神明而生蓍，观变于阴阳而立卦的解释中可见这种关系。

（卷六）巽卦两阳居于一阴之上，象地承天之体，象征以卑顺天之象，即以卑顺为体。地承天象，象征地顺从于天，即以容人为用。面对这样一个对象，我们无论盲目地推崇和赞扬，还是刻意地回避和躲闪，神秘其神秘，都是不对的

用郭沫若先生的话说，就是让《易经》自己来说易经，这时我们会看到怎样的一个原始人在作裸体舞蹈。《易经》是我们祖先对他们生活其中的世界的整体认知和直观把握。因此，在当前的《周易》研究中应坚决克服本末倒置的现象，坚决反对一些人直接或间接地热衷于作为《周易》的形式和外衣的占筮或所谓预测功能，注意把《周易》由于时代的局限而带有的占筮形式和后人的占筮迷信同《周易》本身所具有的理性和科学的内容区别开来，注意研究《周易》所包含的古老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信息，注意研究《周易》中所蕴含着的哲学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学、艺术等方面的思想，注意研究《周易》同整个中国文化之间的源流正变关系，注意研究《周易》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，以服务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。不懂周易，就很难真正理解中国文化。

我们今天所见的以《周易》名义出现的许多迷信的内容，实是后人附会的结果。《易经》是我们的祖先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第一个思想模式，是我们的祖先探索和把握物质世界规律的最早尝试和智慧结晶。

古今治易，仅成书者即有三、四千家，单是这一数字就很能说明问题。正确的办法就是要和它面对面，把它放到阳光下面，因为神秘最怕见阳光，神秘最怕面对面。如王弼借《易》开启了魏晋玄风（《周易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三书，时人号为三玄），程颐、朱熹等宋代大儒借《易》建立了新儒学体系，王夫之借《易》阐衍了其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等等，无不如是。那种把《周易》的现代价值盲目地归结为预测的想法和做法，既是对《周易》的无知和误解，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亵渎。

但事实上，《易经》真正的生命力决不在于它所具有的卜筮的形式和内容，而在于这本书的特殊性质，在于它同诸子之学、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之间的特殊关系，在于它所蕴含着的人类智慧的精华。儒、道、墨、兵、阴阳、法、农、名等诸家之说，皆以《易经》为源头，中国传统哲学、文学、艺术、史学、伦理、美学、政治、管理、科学、宗教等，在《易经》中亦皆见其端绪。对这样一部书的基本定位，我们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：《易经》产生于古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需要，它是对我们祖先的生存方式和实践经验的记录和总结。《周易》的学习和研究，必须走出占筮迷信的误区。

在这一意义上，有人说：不懂周易，就很难懂中国哲学。《周易》特别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，特别注重人的道德修养，特别注重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，它所倡导的是一种与神道相对立的人道观念和人文精神。

其实，不唯孔子，在中国历史上给予《易经》以极大关注的思想家可谓比比皆是。《易经》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？是卜筮之书，还是哲学之书？是历史之书，还是文学之书？抑或如有人所说是一部兵书？其实，在产生《易经》的时代，学科还远没有发展到分化的程度，不同的学派也远未形成，因此，《易经》是一部具有综合性的文化典籍，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源头，它不专属于某家某派。

人们关注《周易》，决不是因为它能预知未来，事实上，《周易》也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。所以，我们学习《易经》，就是要直接面对《易经》原典，通过对《易经》六十四卦原文的逐字逐句的解读，领会《易经》思想的本义，领会《易经》和先秦诸子、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关系，和我们的社会生活与实践的关系，从而撩开被一些人有意或无意地蒙在周易上面的神秘的面纱，还《易经》以本来面目。于是，人们不禁要问，《易经》为什么会引无数圣贤竟折腰？有人把这一点归结于同《易经》具有密切联系的所谓预测功能。《易经》是一部难读的书，但它为什么吸引了古今中外那么多的学者？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载，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序《彖》《系》《象》《说卦》《文言》，又说孔子读《易》，韦编三绝，可见其用力之深。面对这样一个对象，我们无论盲目地推崇和赞扬，还是刻意地回避和躲闪，神秘其神秘，都是不对的。《易经》一书所具有的综合性和原初性，主要是由《易经》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由此所决定的《易经》作者的古朴原始的思维方式和类化意象的认知方式决定的。

这座神秘的殿堂又是由神秘的砖块砌成的，同时又加上了三圣、四圣的塑造，所以，直到现在还散发着神秘的幽光。朱伯崑先生说：中国哲学就其所依据的思想资料来说，有四种类型：周易、四书、老庄、佛学。

郭沫若说，《易经》是一座神秘的殿堂知之在先，故曰‘乾知太始。

以致良知为中心的理想人格的培养看到了伦理道德的这种特性，将德性的培育建基于理性的自觉和意志的自愿基础之上，将这种自觉自愿作为成圣之条件，显然是很有见地的。有时而不明者，蔽于私也。

光明普照大地，万物并育而繁盛，君子依据这种精神，自强不息，自我昭示固有的光明与美德，以有作为于社会。君子以裒多益寡，称物平施。宋明理学继承了这种成就内在德性的内圣之道，以圣人之精神境界为人生之终极追求。‘后天而奉天时，良知即天也。

王阳明用自己的话说：未发之中，寂然不动之体，而有发皆中节之和，感而遂通之妙矣。始其未得也，仰而思焉，俯而疑焉，函六合，入无微，茫乎其无所指，孑乎其若株。

（卷二十六《五经臆说十三条》）[2］其次，成就圣人之功在于省察与克治。今研究者亦认为：阳明之学问气象，可谓悟于《易》亦终于《易》，其一生传道说法，单以心学、理学范畴解析，常有难晓处，若以易道观之，则浑然一体，圆融无碍。

此知如何捉摸得？见得适时便是圣人。其或得之也，沛兮其若决，联兮其若彻，菹淤出焉，精华入焉，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然。

（卷三十二《与道通书一》）[2]心之阴阳动静的自然流行，便是易之道，欲动静皆合于天时，便要使心之流行不出易道，就要做致良知的工夫，就要将自我发现，自我扩充的良知贯彻到自己的行为实践中去： 致者，至也，如云丧致乎哀之致。这种谦逊的人格乃天地鬼神所赞赏、福佑的一种人格，既是圣人人格有效构成的一部分，也是学以至圣人的人们所理应具备的襟怀。《周易》说卦说：昔者圣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将以顺性命之理，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，立地之道曰柔与刚，立人之道曰仁与义。只为后世学者分做两截用功，失却知行本体，故有合一并进之说。

（卷二十四《书陈世杰卷》）[2]如地载万物，海纳百川，人惟虚怀若谷，和乐坦易方能成就其光明俊伟的人格。[3]此得阳明学术渊源者也。

（卷二《传习录中·答顾东桥书》）[2]若上述工夫用尽，则良知不习不虑，出自天则，原自寂然不动，原自感而遂通，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，只是要复他本来体用而已，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，故明道云：‘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，物来而顺应。此两方面是相互依存的整体，因为知不是外求的物之理，而是内求的心之理，心之理必是真切笃实的，它表现为行动的意念、动机，是行的组成部分，而行的坚定性、正确性是由个人之心的思考、决断的结果，它依赖于个体对心中之理的践履、体知，故而行是知的表现： 知之真实笃实处，即是行。

同时，良知即易，变动不居，周流六虚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此道至简至易的，亦至精至微的。良知作为天理，不是特定的外在道德规范，而是人内在理性的凝聚，是代表人的本质存在的终极本体。